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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建輝:廣東“先走一步”推動高質量對外開放


嶺南自古以來,就以創新、進取精神聞名,近代更是以孫中山(中山人)、康有為(南海人)、梁啟超(新會人)、梁思成(新會人)、冼星海(番禺人)等先鋒形象傲然于世。嶺南文化銳意進取的傳統以及海納百川的包容力,造就了大批敢于創新、走在時代前沿的弄潮兒們,他們的個人成就又影響了嶺南這塊熱土,“敢為天下先”充分體現了嶺南人敢于拼搏的進取精神,曾經并繼續影響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而重商傳統,孕育了“開放兼容”的嶺南文化。早在海上絲綢之路初開的西漢時期,廣州、徐聞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1757年,除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船只駛往澳門外,廣州被清政府限定為同西方人進行貿易的唯一口岸,史稱“一口通商”,而“十三行”的出現則推動廣東作為當時商品的集散地和生產中心,是國內與世界市場聯系最密切的地區。

重商傳統奠定的良好外貿基礎和“敢為人先、求真務實、自強不息、開放兼容”的嶺南精神成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文化稟賦。這是廣東一直充當中國改革開放先行區、排頭兵角色的文化源頭。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邁開了對外開放的步伐,以鄧小平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深刻領會到“閉關鎖國就會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實現了由“被動開放”到“主動開放”的思想大轉變,并確立對外開放作為中國的長期基本國策。


“先走一步”辦經濟特區

經濟特區是中國開放的最初形式。廣東瀕臨香港和澳門,地理上的臨近導致兩地發展的對比效果明顯。在設立經濟特區前由于內地經濟發展緩慢,“偷渡”“逃港”成為地方治理的長期頭疼問題,地處前沿的寶安和珠海尤其嚴重,僅1977年寶安縣所在惠陽地區就有1031人偷渡外逃,逃出318人?!案F則變”,地方首先響起調整政策、利用區位優勢發展經濟的呼聲。1978年底,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和省長習仲勛向中央建言,希望中央能給廣東更大的支持,多給地方處理問題的機動余地,允許廣東吸收港澳資金以及開展“三來一補”。作為對地方呼聲的回應,中央決策層對于在廣東省實行特殊政策的可行性開展了大量調研分析,最有代表性是19785月國務院港澳經貿考察組提交給中央的《港澳經濟考察報告》和19791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交通部提交給國務院的《關于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陡郯慕洕疾靾蟾妗氛教岢鲈趯毎?、珠?!皩嵭心承┨厥夤芾磙k法”,目標是建成外貿出口基地和新型邊防城市。報告得到決策層的認可,鄧小平同志提出可以擴展到廣東其他縣市和福建。19792月國務院批復廣東省提交的《關于寶安、珠海兩縣外貿基地和市政建設規劃設想的報告》。與此同時,《關于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在寶安蛇口公社建立工業區獲得中央批準,成為設立經濟特區的又一推力。

1979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試辦出口特區。19805月,出口特區改名為經濟特區。從最初的4個經濟特區來看,其中有3個經濟特區在廣東省。如果說經濟特區是體制改革的試驗場,那么廣東省就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排頭兵。在鄧小平同志眼里,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辦經濟特區就是要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殺出一條血路來”。正是在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指導下,廣東經濟特區從無到有,從一種形式發展為多種形式,在全國最早形成了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

這個時期,廣東“先走一步”辦經濟特區具有非常特殊的歷史意義:第一,廣東三個經濟特區、特別是深圳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平息了改革開放初期國內關于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第二,廣東經濟特區作為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和對外政策的窗口作用走在全國前列,對內地經濟發展產生了強勁的示范、輻射和帶動作用。第三,深圳、珠海經濟特區相對靈活的開放政策,極大地鼓舞了廣大干部群眾,也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指明了方向。


“先走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和轉變外經貿增長方式

深圳經濟特區經過10多年的發展,在軟硬件建設方面暴露出管理能力不足,一股“要不要辦經濟特區”的爭論之風開始出現,甚至有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質疑。針對以上問題,1992年初,在對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之后,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其中提到“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等,擴大對外開放成為舉國上下的共識,“走出去”戰略和經濟國際化戰略成為擴大對外開放的新標識?!澳戏街v話”標志著我國對外開放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小平“南方談話”后的第三年(1995年),廣東進出口商品總額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大關達到1039.2億美元,占1995年全國進出口總額的37%,即使到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廣東的進出口總額在全國的比重仍然超過40%。因此,該時期廣東“擴大對外開放”在全國“先走一步”。

19977月,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并迅速蔓延。由此引發世界經濟發展放緩、國際需求大幅下降,廣東面臨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廣東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支持下,實施“一攬子”解決地方金融支付風險方案,采取各種措施支持外經貿的發展,千方百計擴大外貿出口。據統計,1998年,進出口總額為1298.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0.2%;出口額為756.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進口額為541.8億元,比上年增長-2.4%。其中,機電產品出口額為343.7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0.6%;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為87.5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8.6%;一般貿易進出口額為224.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7.1%。換句話說,廣東通過“一攬子”方案成功應對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然而,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廣東也未能幸免,2009年,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10.8%,出口增長-11.5%,進口增長-9.7%。相比之下,2008年金融海嘯給廣東帶來的影響比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大。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轉變外經貿增長方式,成為當務之急。1999年以來,廣東一直將“科技興貿”作為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重要舉措,例如2000年,省政府頒布了《廣東省科技興貿實施方案》,2004年,省政府再次出臺《廣東省關于進一步做好科技興貿工作的實施意見》。在政策的刺激下,廣東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由1999年的101.46億美元增長到2011年的1942.67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也由13.06%上升為36.52%;機電產品出口額由1999年的384.30億美元增長到2011年的3552.49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也由49.47%上升為66.78%。該時期由“三來一補”為主的加工貿易模式也逐步向一般貿易轉型,一般貿易進出口額由1999年的292.70億美元增長到2011年的3208.80億美元,占全省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也由20.86%上升為35.13%。世界500強企業紛紛來粵投資,截至2005年底,有176家世界500強企業來粵投資,設立了581家企業。廣東推動外經貿增長方式轉變在全國“先走一步”。

時間再往后推,廣東推動外經貿增長方式轉變還體現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中,提出要加大對外經貿發展的扶持力度,鼓勵加工貿易企業內外銷并舉,重點推動和擴大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和一般貿易的出口。2010419日,省委、省政府頒布了《關于加快外經貿戰略轉型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決定(摘要)》對廣東外經貿轉型的方向做了詳細部署。2011年,在廣東“第十二個五年計劃”中,“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走出去’水平”也成為“亮點”。


“先走一步”推動高質量開放

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鞭D變開放發展方式,成為高質量開放的必然選擇。如何推動我國經濟由高速度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從而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是對外開放工作必須把握的主攻方向。從世界貿易大國的實踐看,當貨物出口占世界總額的比重達到10%左右,就會出現拐點,增速要降下來。我國貨物出口占世界總額的比重,2010年超過10%,2014年達到12.3%。這意味著我國出口增速拐點已經到來,外貿作為傳統的“三駕馬車”之一,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在減弱,我國出口優勢和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模式面臨新挑戰,這種變化的直接體現就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廣東作為我國出口大省,必須“先走一步”推動高質量開放。201837日,習近平同志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廣東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對廣東提出了“四個走在全國前列”的明確要求。同年10月習近平同志在視察廣東時再次提出了“把廣東建設成高質量發展的先行區示范區”的要求,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對廣東的戰略部署,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廣東的具體實踐。同時也意味著在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廣東省仍然要發揮“火車頭”或“頭雁”作用,發揮先行先試和示范引領作用。協同推進“在構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上走在全國前列”和“在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上走在全國前列”,是新時代擺在廣東開放發展的新命題。

截至2018年底,廣東的經濟綜合實力連續30年穩居全國第一位,外貿(進出口總值)規模連續33年保持全國第一,區域創新能力綜合值連續兩年(2017年和2018年)排在全國第一位(20082016年連續9年居全國第二位),但離建成全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先行區示范區,仍面臨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效率偏低、結構性(城鄉、區域、經濟等)失衡現象比較突出、自主創新能力仍有待提高、三大攻堅戰任務仍然艱巨等挑戰。據此,結合習近平同志視察廣東的講話精神,廣東省委十二屆四次全會部署了“1+1+9”重點任務,其中提到“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重點,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在2019218日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后簡稱《規劃綱要》)中提出攜手港澳建設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宜居宜業宜游的優質生活圈五大戰略定位,打造高質量發展的典范。在2015年《內地與香港CEPA服務貿易協議》的基礎上,《規劃綱要》還提到要“深化落實內地與香港、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對港澳服務業開放措施”?;浉郯拇鬄硡^是廣東實現高質量開放的重要載體。

而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是中國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主要形式和重要載體,是中國全方位融入世界的重要戰略部署。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特別提到要“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創新對外投資方式,促進國際產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貿易、投融資、生產、服務網絡,加快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毫無疑義,自貿試驗區功能定位在十九大后將進一步強化。而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將再次成為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新戰略的創新試驗田和主力軍。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